少年殺手落網，講一句「台灣教育害了我」，就引起台灣媒體關注，名嘴討論，連宗教家、教育家也隨之發言說：「我感覺到他是被放棄的」、「學校沒給他成就感」。國中老師則指出家屬的教養問題。熱鬧了幾天，媒體焦點轉到花博。
「同 理心的力量」書裡寫到，一九九九年美國科羅拉多州發生高中校園槍擊事件，十三人喪生。脫口秀節目跟台灣一樣，努力找該為悲劇負責的人。還有人提到未證實的 謠言，說兇手的母親兩天後還到美容院剪頭髮，似乎麻木不仁。嚴厲批判聲中，受訪的當地教會牧師約珥‧米勒說：「對於發生在這兩個家庭的事情，我們所瞭解的 還不足以下判斷」。
發生重大事件後，試著尋找禍首，能夠解除我們擔心事故再次發生的焦慮，但這也會阻止我們更深刻地瞭解人的行為如何被影 響，讓我們失去真正改善的契機。單一的答案、明確的代罪羔羊，讓話題告一段落，也讓我們不用去面對改革與反省的痛苦。在一片指責聲中，我們看不到「同理 心」。同理心需要探索脈絡的努力，需要瞭解真相，以及感受他在不同時期的感受。最基本的同理心，是承認自己的不足，承認自己說不出明確的肯定句。
喊 口號是容易的，推動瞭解與改變是千萬倍的困難。人格的形成，與最後演變成違反社會常規，會受到許多因素影響。天生氣質、後天教養、環境互動、同儕牽引、隨 機的運氣，人的一生隨時都面臨轉折。同樣是過度嚴厲（或鬆散）的父母，哥哥跟弟弟的發展可能完全不同。成為一個人的變數太多了。
我們有先試著瞭解少年殺手的一生轉折嗎？我只注意到一篇周刊的深入報導，較為細膩地描寫他國中時期的變化。太快貼標籤（父母早婚、父親曾入獄），太快要人反省（國中教育有問題），反而讓我們忽略了：我們可以做什麼來減少這樣的青少年問題？
我 們習慣於找兇手，以及，找到兇手後讓他得到「應得的懲罰」。性侵幼兒的兇手被輕判引起網路公憤，但少有人注意性侵加害人的人格是怎麼形成的。受害者也需要 長期追蹤、輔導—事實上，比起報案數，恐怕有一百倍以上不敢揭露的兒童性侵案，可能在二、三十年後，才有一小部分敢跟精神科醫師或親友透露。
我們急於找答案，或許只是要逃避這社會的千瘡百孔。「同理」是困難的，而在關於少年殺手的所有訊息裡，我們幾乎找不到「同理心」的存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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