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一）

2013年七月一日，蘋果日報頭條報導「輕率診斷，全班竟近半過動兒」。消息來源是，李佳燕醫師與人本教育基金會舉辦的活動。

從報導內容，看不出記者有盡到「查證的義務」。這是怎樣的班級？如何確認「十二人」的數字？這是怎樣的導師？他們遇到怎樣的醫師？這中間有沒有任何「輕率」的地方？誰該負責？還是說，這只是常態分布下偶爾會出現的特例？

媒體報導，不可能百分之百真實，也沒有百分之百的「真相」。媒體能做的基本功，就是盡「查證的義務」。越重要、越有爭議的新聞議題，查證的難度可能就更高，需要花的時間越多。

蘋果日報過去常做一些耗費時日的調查報導，現在面臨虧損壓力，這類調查報導變少了。如果跟那些深入的調查報導相比，在這則「輕率診斷，全班竟近半過動兒」，我們看不到記者有盡「查證的義務」，回答我們上面提到的那些疑問。

當然，這樣的新聞題材，有很高的查證難度。這牽涉到個案的隱私，知道內情的人不會輕易透露給記者。就算記者知道是哪一個國小、哪一班、那些學生服藥，要蒐集到足夠的資訊來判斷是否「輕率」、到底嚴不嚴重，這遠超過日報記者的負荷能力—–畢竟，日報記者不可能花一個月時間來追這條新聞。

問題是，如此一篇查證困難的報導，讀者該相信幾成？

（二）

醫師對外發表涉及醫療專業的言論，不管是在媒體、網路、演講、座談會或其他公開場合，需不需要負查證義務？當然要。醫師發表醫療專業資訊，必須有足夠的證據力。涉及其他醫療人員時，醫師自己也有查證義務，不能只是聽說了就把話傳出去。

醫師背負著專業形象，在許多涉及公眾的行為上，必須比一般社會大眾更嚴謹。當發生醫療糾紛時，病家可能會對記者大罵醫師，但醫師通常不會攻擊病人與家屬，只會按照證據說話。這就是專業身份的代價。

李佳燕醫師與她關心兒童教育的伙伴，聽到有國小一個班級許多人服用過動症藥物，甚或她們可能不只聽過一次這類的訊息。她們很焦急，覺得這是很重要的問題，於是在很多場合提到這樣的案例。

問題是，李佳燕醫師與她的伙伴，應該是沒有查證的能力。就算她們其實知道是哪個班級、哪位導師、或哪些開藥的醫師，她們也不可能取得詳細的看診記錄，或跟所有相關的人一一訪談。

所以到最後，還是卡到一樣的問題：李佳燕醫師與她的伙伴提出的，到底是不是事實？就算數字是真的，我們怎麼知道，到底有沒有人「輕率」？下次如果又有哪位醫師、老師、民代或社運工作者說，某某縣市某國小某班，有十幾位學生服用過動症藥物，我們到底能不能採信？

如果查證如此艱難，李佳燕醫師就永遠不能談論這些問題嗎？立委林淑芬的質詢，倒是提醒我們體制內的解決方案。

（三）

在今年四月十四日，立法院關於過動症篩檢的專題報告裡，立委林淑芬針對蘋果日報這一則報導說：

「我現在要（把質詢拉）回到教育部國教署。2013年有一則新聞，他說，高雄有一所國小，全班才二十八個人，有十二個人服用 ADHD（藥物），這個事情是不是一個事實？（林淑芬望向官員等待三秒沒有回應，繼續說）這很著名的新聞報導，而且大家經常拿出來討論的啊，這是不是一個事實？（又等了三秒沒有回應）你們沒有掌握，你們不知道。你們都知道今天要討論ADHD這個問題了，你們沒有準備。」

林淑芬點出重要問題：所謂一個班級二十八人有十二人服用過動症藥物，是不是一個事實？沒有人可以肯定回答。如果有，這是合理使用，還是濫用？我想恐怕也是沒有人可以回答。一個不曉得「是不是事實」的傳聞，卻透過蘋果日報頭條以及天下雜誌粉絲團大放送，在各種相關場合不斷提出。

這件「二十八人有十二人服用過動症藥物」的爭議事件，發生距今恐怕已經超過三年，小孩已經長大，班級勢必也已經拆散，要查證也越來越困難。

我們要一直傳送這個「不知道是不是事實」的爭議事件嗎？

林淑芬點出問題所在：權責單位是教育部國教署，以及各地教育局。媒體記者與熱心的社運人士有查證上的困難，應該要把問題反應給教育局，由衛生局協同教育局調查。如果地方教育局在調查上遇到困難，國教署可協助調查。權責單位調查結束後，再對媒體與社會大眾發佈。

記者或社運人士或許會擔心，權責單位會處理、有能力處理嗎？這就是媒體與民代可以著力、監督的地方。經費哪裡來？調查人力哪裡來？收案標準在哪裡？標準作業流程在哪裡？如果能確立一個大家能信任的調查機制，其他爭議事件也可以比照辦理。

媒體結合民代、社運人士與專業人士，協助教育局與衛生局主導的調查，等調查報告出來再報導，這樣的流程不是更完善嗎？或許，現在台灣的媒體編輯檯，已經失去追求真相的耐性。

（四）

專業人士在遇到這些爭議問題時，理論上應該向專業組織與政府架構的內部調查機構申訴，而不是直接訴諸外部群眾。是的，也許我們不信任現有的調查機制，但直接訴諸群眾也會有訴諸群眾的後遺症。

到底這個「一個班級二十八人有十二位學生服用過動症藥物」的傳聞，真相如何？我聽過其他跟李佳燕醫師說法不同的傳聞，這些傳聞我無法分辨真假。沒有調查，就無法接近真相，我們就永遠只能抱怨「不知道是不是事實」。

追求真相總是要付出代價，不管是金錢、人力或所謂的「和諧」。風評不錯的獨立媒體「報導者」的創刊代表作之一是：派記者到「舉牌人」行業裡臥底，以單一報導能帶來的流量來計算，顯然是嚴重虧損。要建立具公信力的調查機制絕對不容易，但至少，我們也不應該讓「不知道是不是事實」的懸念，一直放在心底、永遠無法消除。

後記：

在原民台副理高有智先生的臉書上看到的訊息，是我寫這篇文章的原因之一。彭振宣先生認為聰明、好動、愛講話的小學生被當成過動症服藥，一班高達四分之一人數在吃藥。高有智評語「醫生濫用過動症藥物，另一種毒殺孩子生命的方式」。

看到這，到底有沒有彭振宣先生所說的事實？如果有，高有智評語「醫生毒殺孩子生命」也就沒錯了。但我們到底要怎麼確認真相？如果下次有人說：「我在安親班工作時看到三分之一小學生都在吃過動症藥物，他們本來只是好動愛講話，就被老師叫家長送去找精神科醫師開藥」，到底要不要相信？

誰能為我們調查真相？初步調查，恐怕還是要靠權責單位，也就是教育局與衛生局。

蘋果日報的新聞在2013年刊登，但我到最近才寫這篇文章，關鍵在於，林淑芬立委在今年四月十四日的質詢，認為國教署應該要調查這類事件。林淑芬是執政黨資深立委，立院環衛委員會主席，有一定的政治份量。

林淑芬立委這麼說了，以後如果有人發現有這種一班學生很多人服用過動症藥物，覺得可疑可能遇到不負責任的老師與醫師，請跟教育局反應，請教育局與衛生局調查。如果政府權責單位不調查，請跟林淑芬委員陳情。如果要對媒體或社會大眾發佈消息，請依據正式的調查，不要擅自傳播未經證實的傳言。

我在文章裡一再強調的是「查證的艱難」。有些網友傳播這篇文章時會直接說「謠言！」並怪罪辦活動的李佳燕醫師與人本基金會。但，時空環境不同。三年前還沒有林淑芬的發言，政府單位恐怕也沒有健全的申訴與調查機制。李佳燕醫師與人本基金會並沒有召開記者會來痛批這件事情，他們是被動地回應記者的詢問。事實上李佳燕醫師已經有盡她的能力來查證，但，畢竟她不是政府單位，她沒有調查的公權力。

最該被質疑的是媒體。媒體可以施壓要求政府單位調查，等調查報告出來再報導。如果沒有足夠的證據力，媒體可以選擇先不要報導。

我記錄林淑芬的發言，放大林淑芬的發言，就是要告訴大家，以後遇到這些可疑事件，請找國教署、教育局以及林立委。還無法證實真相的傳言，請先不要在網路上傳播，要有耐性。也請媒體不要有搶獨家的心態。這類涉及隱私、很難調查的事情，請等待政府權責單位的正式調查報告，再來報導。如此，我們在傳播時，才可以很放心地，不會傷害到無辜的人。